【张培强】弘扬以利从义的经济伦理观

早在世纪之初，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就提出了批评儒家文化的思想，他认为儒家文化限制人追求利益的欲望，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是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也有人提出了与韦伯同样的看法，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的经济伦理观与市场经济是相对立的。其实，儒家的义利观，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认为义与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但义与利相比较，义更高于利，人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以利从义，义先利后。中国同仁堂三百多年来一直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经营宗旨而保持常盛不衰的事例证明：儒家以利从义的经济伦理观，不仅不是限制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恰恰相反，它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前进的动力。

近几年来，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它的障碍是什么？他们回答说，障碍就是中国儒家“重义轻利”的经济伦理观。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否定中国的儒家道德，接受西方文化，信奉个人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够刺激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实，围绕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讲，都不是现在才有的。我国的“五四”运动中就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儒家文化的口号。“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运动”，彻底全面地否定了儒家伦理，认为儒家文化是反动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从国际上来讲，在西方也有一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一个著名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他专门写了两本书，一个叫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还写了一个《儒教和道教》。这两本书集中批判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他认为西方国家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西方经济为什么蓬勃发展起来，中国和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问题。西方有一种新教伦理，这种新教伦理强调的是个人至上主义，主要是个人的利益是第一的，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选择、个人权利，这是西方确立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正因为这种文化克服了中世纪的约束，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落后了？马克斯·韦伯说，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特别强调道德，讲究整体。他说，西方讲个人至上，儒家讲究整体至上，讲究臣民要忠于国君，忠于国家，在家里要忠于家庭，仁义礼智信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孔子提出来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制自己追求利益的欲望，这样才能达到仁的道德高度。马克斯·韦伯说，中国正因为有了这种儒家文化，所以它就落后了，它就发展不起来市场经济，就落后于西方。马克斯·韦伯进一步又说，中国怎样才能进步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行一种文化变革，只有抛弃中国的儒家道德，抛弃这种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道德，中国才有希望。那么，中国抛弃这种文化，要接受什么文化呢？接受西方的文化，就是追求个人利益。马克斯·韦伯这个观点提出以后，就在西方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成为一种定理，被命名为韦伯定理、韦伯公式、韦伯主义。西方人认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开导中国人，让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个人主义是好的，个人利益应该是第一的，不要讲那么多道德。西方有义务让中国西化，接受西方人的观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存在着把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否定儒家文化的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儒家的义利观？有人一讲到儒家的义利观，就认为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在儒家那里，义与利是绝对对立的。然而只要我们深一步研究儒家的著作及言行，就不难发现，以上对儒家义利观的看法，确有偏激之处。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儒家人生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先秦时期价值观争论的焦点。先秦儒家主张以利从义、义先利后，即个人利益从属或服从于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然而它并不排斥个人利益。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注：《论语·里仁》。）又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注：《论语·述而》。）不仅如此，他还主张使民富起来。《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注：《论语·子路》。）孟子讲：“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注：《孟子·万章上》。）他提出“置民之产”的主张，以使人民得以满足衣食安居等利益需求。荀子讲：“君子欲利而不为非”（注：《荀子·不苟》。），“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私利”（注：《荀子·大略》。）。可见，先秦儒家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而反对的是只讲个人私利而不顾社会群体利益。孔子讲“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注：《论语·子路》。）。他主张“见利思义”（注：《论语·宪问》。）、“见得思义”（注：《论语·季氏》。）、“义然后取”（注：《论语·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注：《论语·尧曰》。）。在孔子看来，“民”利、“大”利就是义，应该使个人私利、“小”利与义结合起来，利从属于义。孟子批评梁惠王只讲私利，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孟子·梁惠王上》。），并警告梁惠王说：国王、大夫、士庶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讲：“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注：《孟子·万章上》。）荀子认为利和义虽为“人之所两有”，但“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注：《荀子·大略》。）。因此，他主张“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注：《荀子·修身》。）。荀子还讲：“保利弃义，为之至贼”（注：《荀子·修身》。），“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注：《荀子·不苟》。）。这较之孔子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孟子讲的：“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注：《孟子·尽心上》。）相比较，都显得具体充分且具有论证性。

先秦儒家认为仁义忠信等道德规范是最高人生价值要求。孟子讲：“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注：《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人的最高价值“天爵”是人自身修养而得到的，它是人的“良贵”，是人自身所固有的，不同于别人所给予的“尊贵”。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孟能贱之。”（注：《孟子·告子上》。）总括先秦儒家的义利价值观，其基本主张是：义利都需要，但义利相比较，义重于利。这种人生价值观应该说是公正合理的。而不问其全部内涵和精神实质，仅仅抓住“重义轻利”的抽象概念并赋予一种狭隘理解便笼统否定，大加挞伐，显然是不公正、不合情理的。

那么，儒家“以利从义”、“义先利后”的义利观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还具有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199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就明确指出：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着重号是笔者加的）显然，这是对中国儒家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三百多年来一直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经营方针而保持企业常盛不衰的生动事例，也是对儒家义利观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力说明。

同仁堂一建立就有一个非常醒目的鲜明的经营宗旨叫“养生济世”。什么叫养生济世呢？其创始人作了解释：我们这个药店，是为了给老百姓、给社会提供精良的药品，为社会谋福利，这叫养生济世。也就是说，开这个店，不只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为了给人们治病，给人们提供好的医药。所以，确定同仁堂的经营宗旨叫养生济世。用“同仁”这两个字命名店名，就突出了一个“仁”的宗旨。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同仁”就是我们共同来实行“仁”。这种文化宗旨就作为同仁堂的一个经营理念、经营之道确立下来。这个经营宗旨确立以后，他们就进一步明确在赚钱和为社会、为人民提供优良的药品这两个问题上，要把后者放在前面，把急患者之所急，想病家之所想放在第一位。确立了这个宗旨，他们就用儒家文化的八个字来概括这个思想，叫做“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就是在企业经营中，既讲义，又讲利；当两者发生矛盾时，要以义为先，就是把道德、信誉放在前面，以牺牲利来维护义。比如在清朝末年，有一年春天闹瘟疫，有大群的灾民、难民跑到北京，同仁堂给他们赊药，吃药不要钱。他们认为，这些人有生命危险，又没有钱买药，那怎么办？这就叫义利发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义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就实行吃药不要钱。有些难民，没饭吃，他们就支起好几口大锅熬粥，给难民吃。通过这种方式造福于民，同时也传播同仁堂的宗旨。他们说，我们生产的药，都是为社会，为有病的人服务的，我们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是“义利并举”，而且，当义利发生矛盾的时候，把义放在前面。这种精神，至今同仁堂仍然坚持不懈。1987年上海闹甲肝，很多市民吃了一种不洁的毛蚶，得了甲肝病，传染很快，医院里住满了病人。当时治这种甲肝病有一种特效药叫板兰根。可是，病人多了，上海板兰根脱销，需到全国各处去购买，那时板兰根几乎是抢购一空，很紧张。有些药厂就趁机把价格猛往上抬。这时，上海人向同仁堂也发出了呼救，要求为他们赶制板兰根。有一个同仁堂的年轻管理人员说：“我们也应该提提价。”话刚出口，同仁堂的几个职工就嘘他，说你是同仁堂的人吗？同仁堂三百多年的经营宗旨是什么？叫做“养生济世，治病救人”、“想病家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义利并举，以义为先”。我们的宗旨你记得吗，我们怎么能够在人家生命垂危的时候涨价呢？这不是发民难财吗？这不符合我们的宗旨呀，我们赚钱能赚这个钱么？只能靠我们的质量，靠我们的信誉赚钱，不能靠发民难财赚钱。大家异口同声谴责这个年轻人，结果，闹得这个年轻人面红耳赤，不敢抬头。最后药厂领导做出决定，一分钱也不涨，加班加点连夜干，赶制几汽车板兰根，送到上海。对此上海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注：以上所引同仁堂的材料，均见郝真主编《同仁堂企业文化的启示》一书，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我们认为同仁堂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能涨价的时候不涨价，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威力。同仁堂为什么三百年常盛不衰，经受住考验，经受住风风雨雨，就是人们相信同仁堂人有道德，他们的产品质量高，吃了他们的药，就是治病，所以，人们就愿意买他们的药。从这里我们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讲道德的。这件事情，在全国影响很大。现在，同仁堂的药，在全国来讲，是数一数二的。不仅在内地，甚至在香港，东南亚，人们要吃中药，都很相信同仁堂的药。同仁堂店门前，购药的顾客经常排长队。这几年，同仁堂的利润是直线上升，职工的收入，也是一步步的增长。但是，他们没有丢掉传统道德，仍然坚持它的“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经营宗旨。

市场经济有规律的运转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相协调。无数实践证明，优秀的传统儒家道德，不仅不是限制市场经济的枷锁，恰恰相反，它是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繁荣的动力。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以利从义”、“义先利后”的经济伦理观，使其在市场经济的运转中展示出重要的伦理价值和经济价值。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06期。录入编辑：乾乾）